深圳市蚂蚁网络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在1996年的春晚小品《打工奇遇》里，不满经理巩汉林投机取巧，“打工人”赵丽蓉愤怒辞职。老太太扛上自己的麻袋，唱起“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留下了潇洒的打工人背影。
　　对于如今的青年“打工人”，赵丽蓉的这份旷达，正成为他们的新精神。“早安，打工人”、“打工人，打工魂，打工都是人上人”、“我们要悄悄打工，然后惊艳所有人”、“打工让你少活十年，不打工你一天也活不下去”、“打工不仅能致富，还能交友娶媳妇”、“不拼爹不拼妈，我们打工人只拼命”。

　　从朋友圈到社交、短视频，“打工人”成为光速走红的网络梗。全国总工会的，积极回应给出定义“打工人被赋予了钢铁般的意志，炙热的情怀，还有诗和远方的期待。”

　　豆瓣新成立的“打工人聚集地”小组，也在精华帖里澄清“在本质上，打工人和社畜是不同的。打工虽是事实，但它几乎消除了阶级差异。”也就是说，无论工作的门类和收入高低，打工人具有更广的普适性和更积极的精神面貌。

　　天下苦“丧”久矣！可打工人真的等同于“好好工作，天天向上”吗？“打工”与“工作”的区别在于，工作是正式而稳定的契约劳动，而打工则具有相对的流动性。

　　如今自称打工者的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务工群体，更不乏白领等现代企业体制下挣扎的人。尽管摆脱了丧气，“打工人”仍然是一种带有自嘲意味的圈层代称。

　　日暮途穷，所以倒行逆施。看似表达打卡奋斗的积极，实则对碌碌无为逗趣调侃。和此前“985废物引进计划”组员以five废物谐音自称一样，我们看到的是以一种看似抵抗的方式，达成了对既定现实的高度接纳和自洽。

　　加油，打工人

　　《马男波杰克》有段台词“我觉得很难以理解，人们每天醒来，然后说新的一天加油。他们怎么加油，我不知道。”热衷于给自己加油打气的“打工人”，似乎不能和马男产生共鸣。

　　如果把“打工人”的段子作为文本分析，会发现它们从属于一套“佛丧混杂”的语义系统，更像是披着海绵宝宝皮的马男波杰克。第一层往往是乐观样貌，第二层才是辛酸悲情，第三层则是五味杂陈的“悲喜交加”。

　　“打工人起的早，打工人身体好。一混就一天，还给咱上社保。每月开个仨瓜俩枣，就能解决温饱。只要公司不裁员，就把它靠黄靠倒。”

　　没人喜欢早起，身体好只是被迫早起的心理慰藉。温饱与社保，都只是安抚打工人心绪的“磨盘胡萝卜”。至于靠黄靠倒，非但没有消弭阶级差异，反而以“杨白劳与黄世仁”的心态在怂怂地诅咒。

　　“李佳琦熬夜赚钱，白天可以补觉。你熬夜花钱，白天还得打工。加油吧，定金人！一起冲向美好的未来。”定金人如果不加油，尾款人就只有望货兴叹。不妨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定金人和尾款人都是一个人！以“打工人”为主干，衍生出的XX人大概都有“杯水车薪”的吐槽意味。

　　“过安检的时候机器一直响，安检小姐姐叫我把东西全拿出来，可过了还是一直响。小姐姐问我是干嘛的我说我打工的，小姐姐说好家伙，怪不得检测出了钢铁般的意志。”这则广为流传的打工人笑话，将钢铁意志进行了具象化调侃。但在钢铁意志的背后呢？恐怕是没有钢铁意志就熬不下来的打工生涯。

　　劳动劳动白劳动，付完定金愁尾款。一顿操作猛如虎，工资到账两千五。当“打工人”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完全可以看成社会时代的阶段性产物。不管工作苦不苦的，都在叫苦。恰如荣格在《原型与集体无意识》中的断言“我于其间体验自身之中的他者的同时，非我之他者也体验我。”

　　正话反说，丧语要用积极的口吻呐喊。如果说社畜式的丧文化，撕裂了鸡汤学的流畅叙事。那么“打工人是人上人”的宣言，则再度屈从了主导价值的评判标准。颠三倒四的破坏感，前后转折的反语修辞，狠狠地嘲弄了老板“以梦想为饵，行剥削之实”的大饼。

　　打工人不是“人上人”，而是“人和人”。单纯的抱怨“上班真特么累”太直白，蒙头工作“明天会更好”又过于自欺，于是敢于自我激励敢于戳破淋漓真相的“打工体”应运而生。

　　打工人、三抛世代、社畜

　　同一个世界，不同的打工心态。从日本传来的社畜，在韩国热议的三抛世代，以及我们本土孕育的打工人，有着微妙的异质同构性。基于不同的社会体制和时代背景，它们的字词意蕴也南辕北辙。

　　日本“社畜”的出现，源于日企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的职场文化。“会社”的“畜生”，即卖身给企业的比喻。一辈子只给一家老板打工，故而是像家中犬畜一般的存在。

　　在日剧《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中，强颜欢笑的女主深海晶为了保全项目，甚至不惜向合作公司的老板下跪。只会使唤人的老板，加上猪队友同事，让她几乎包办了公司的所有劳务。

　　“如果可以向野兽一样自由生活就好了。”其实我们生来就是无规矩的动物，遵循造物的设定，有时柔弱有时残酷。但在社会生活里，慢慢被规训成了依仗智力和计谋，但没有自由的“高等生物”。已经困兽犹斗，却仍然不如一头野兽。

　　进入中文语境后，“社畜”被赋予了社会动物和社交动物的意思，已经偏离了本义。毕竟国情不同，企业制度更大不同。我们这边，大家都不是“家畜”，而是“野兽”。能一辈子给一家企业打工，也是不少年轻人的梦想呢。

　　在2016年，韩国就出现了“三抛世代”，指的是丢弃恋爱、放弃成婚、拒绝生子的青年一代到了2016年，三抛加上社交和买房变成“五抛世代”添上梦想和希望后，2016年年初进化为“七抛世代”。

　　后来还嫌不过瘾，干脆改成了“X抛世代”或“全抛世代”，X可以放入想放弃的任何东西。韩国的父权主义或者说上下级社会阶层关系的森严，在亚洲国家中位居榜首。思想观念加上农业保护政策，使得韩国青年的生活成本普遍很高。

　　公职和财阀企业是最好的就业选择，但竞争异常激烈。97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上升空间和创业环境都不可与“88万元世代”同日而语。若说“88万元世代”是舆论界“赠予”韩国青年的称呼，那么“全抛世代”则是他们自我意识觉醒后的自称。

　　以社畜和全抛世代为参照，中国青年的“打工人”不难寻根。90后在深刻的社会转型期成长，进入社会后又发现阶层壁垒难以打破，从而产生了巨大的焦虑和挫败感。当无论怎么努力，也追赶不上房价的狂飙突进，奋斗的无意义感便开始蔓延。

　　60后已功成身退，70后享受过“天子骄子”的待遇，80后也赶上互联网的末班车，而后来一步的90后乃至00后，作为“准中产”面临着不上不下的困境。内卷趋势不可阻挡，有限的资源陷入无限的竞争。

　　传统写字楼里“面上有种顾盼自豪”的白领，也开始了“下滑”。他们越来越像庞大工业机器上的螺丝钉，一到中年就面临着替换的危机。

　　某互联网巨头的校招特别讽刺，宣称员工队伍都是年轻人，被问到年纪大些的人去哪儿的时候慌了神。一代自有一代的打工人，当然是被更钢铁的下一代换掉啦。

　　潘晓来信2.0

　　潘晓并不是真实人名，而是两个人名的拼接。潘，是潘祎，一位在校大学生。晓，是黄晓菊，一名普通工人。这封信叙述了当时年轻人的普遍疑惑为什么过去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信仰，似乎在市场化的浪潮中失去了有效的解释力。

　　信中感慨“对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谴责这个庸俗的现实另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

　　潘晓的迷茫，和如今的“打工人”很有缘。完全处于不同历史时段两端的年轻人，所面临的几乎是相同的心境。

　　盖·斯坦汀在《岌岌可危的阶级》中定义“危险阶级”，是处于不稳定就业，且无法通过工作建构理想身份和事业的一个全球化时代的新阶级。

　　打工人，无疑是危险阶级的的最佳代言人。他们生于“丧文化”之中，却多了一抹乐观主义的色彩。与其被动接受，不如主动出击。资本家的话术，阶层跃升的幻象，被“打工人”的机关枪击得稀碎。钱少事多离家远，位卑权轻责任重。“打工人”，是专属这个时代的黑色幽默。

　　写成“打工人”，读作“新无产”。年轻人从“社畜”的负面自嘲，再到假装不在意的“佛系青年”，最终落脚于把苦吃成甜的“打工人”。究竟是大无畏的英雄主义，还是自我麻醉的犬儒主义，全看使用者的自我调适。

　　就像咖啡加不加糖今天你脆弱，打工人的段子就藏一个心酸的底色今天你坚强，那就不妨把打工人改成一碗鸡汤。当齐泽克在首尔发现满街都是《江南style》的时候，这位前东欧的哲学家评价“这种淫秽痛快的愚蠢的强制性质，恰是真正的艺术应该给予我们的解脱。”

　　痛并快乐者，或者说因为无法逃离“痛”，而选择了喜欢“痛”。虽然是一种吊诡的存在状态，但至少在“佛”与“丧”之间求得了微妙的呼吸夹缝。在早起的痛苦和案牍的劳形中，尽情地来上两三回深呼吸。

　　人生意义的讨论，虽然每个时代都会发生。但于潘晓来信40年后的“打工人”来说，却是形而上的。它无法解决任何实际的问题，但却可以让心里不那么别扭和难过。

　　当文学还没有失去轰动效应时，潘晓来信还是以杂志作为社会问题的传声筒。而当新媒介全面入侵日常生活，打工人只能变成活跃于短视频和社交的集体狂欢。留不下信，只留下无数若干年后人们不懂笑点的段子。